追忆不似水年华
大概是我小学的时候上音乐课比较乖，于是音乐老师推荐我去参加学校的乐团。乐团三年才招一次人，正好遇到我这一届，于是我就很顺利的进入了。我们在食堂楼上的一个狭窄的教室排练，地面和墙面都铺满了隔音用的灰色毛绒垫子，一群孩子们坐在里面，拿着比自己还高的乐器。一周两次的排练时间，便是我逃离讨厌的教室的最好的时候，从那时起就是这样。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参加乐团，我恐怕无法这么完整地从痛苦的小学生活中毕业了。
两次排练一次是声部内的，一次是合练。声部内的排练还是比较轻松的，只需要把要合练的曲子学会就可以。合练就有些麻烦，首先是要把音调准。如果是夏天倒还好，如果冬天的话就需要反复校准了，乐器稍微温度的变化就会让音准有变动，而指挥又是个耳朵很尖的教授。
排练是很累的，对小孩子来说吹响那么大的乐器都有些费力了，长一点的曲子更是完整地吹下来都很勉强。我的下嘴唇到现在还留着当时咬出来的疤，也许永远不会好了。不过合练其实还是会有休息的时候，总有的声部会被指挥揪出特别多的问题，只能反复重来，会花掉很多时间。
我以前很羡慕学打击乐的人，觉得他们可以不吹真是很轻松，而且还有那么多品种的乐器可以使用。他们的人也最多，可以随时调换，看起来就更轻松了。
我当时好想继续学乐器，想参加一辈子乐团，可惜我考上了一所比较好的私立中学，这条路早早的就破灭了。
在高中军训的时候有人来问有没有人参加过乐团，于是我就去参加了安律的乐团。他的标准比我小学时期降低了很多，其他来的人也更像是为了逃避一些事情而来跟他扮家家酒的。我在乐团的两年期间，我们大概一共就排练了三四首曲子。有的时候安律会让我们在学校活动的一些场合演奏，不过也没有人对这件事太认真了。
高一高二的时候，每个周日下午都可以去乐团教室排练，当然也可以不去，不过我大部分时候还是会去的。也许带着小说去，也许带着作业去，大概做的事情和在教室里差不多，但总觉得还是和教室里不一样。
我高一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高二的学长，我想最初吸引我的就是他身上那种看起来对任何事物都毫不在意的态度。我每次都和他用一个谱架，有时候会聊一聊。他说他在家里藏了很多很可爱的贴纸和胶带，想要有一天可以做手账，如今可以了吗？可惜的是，自从上了高三，他就不能来乐团了，我只在偶尔远远的路过见过他了。
我本来以为这些事情我能与别人说上三千页，但是如今却不知道如何开口了。说到底，文字作为残缺的容器，也只能承载不完整的记忆。我曾经把所有琐碎到不值一提的事情详细地记录在日记本里，我以为这样就可以再也不会遗忘。但是我在某一天已经把它扔进了垃圾桶，连同那些朦胧的思绪。后来我又拆了一本小本子写一些很短的文章，但有些我给别人了，剩下的被我遗失了。
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想写出好文章了，不过也没有人告诉过我到底什么才算好文章。一开始我致力于写传统小说，不过自从在课本上第一次看到某作家的小说后惊为天人，瞬间觉得以往写的一切都是厕纸。于是某年运动会我躲在信息楼上看了大半本他的小说，仍然自觉学不来。
不过研究这些也没什么用，我的作文也没怎么得过高分。从上学以来，老师们就教我要辩证地分析问题，要批判性地思考。但是也从来没有人跟我解释过到底什么叫辩证，好像我到了那个年龄就自然而然应该懂这件事了。我后来发现他们的意思大概就是凡事都要正面说说反面说说，这样就算是思考的全面了。
如果再不回来的话，我们又要随着思绪飘远了。信息楼里有一个图书馆，虽然不大，但意外的还是能找到很多有意思的书。虽然老师不让看小说，顺便一提，我本来不知道这件事，在高一在桌上光明正大看小说被班主任说了之后才知道的，但学生还是被允许到图书馆借书的。这稍微有点矛盾，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拿着一本语文试卷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偷看小说。
有的时候语文组会下发一些阅读材料进行补充，的确是有一些品味不错的的语文老师的，这就是拿摸鱼当作业的好时机。可是高二高三的语文老师显然不属于这个范围，这样的机会就变少了。如果我对高中的回忆只剩下了这个部分，那么我会觉得这是一段大家百花齐放的好日子。
我好像忘记了很多事情，我剩下的回忆都在暗示我似乎一直不是一个那么认真刻苦的学生，或者说不讨老师喜欢。我从小学开始成绩就很一般，直到五年级我才通过了学校数学提高班的选拔，每周去上一节课，学一些和课本上很不一样的题目，当时我觉得大概更像脑筋急转弯。
我直到四年级才知道原来大家都在外面补课。于是后来我也开始在外面上了一段时间奥数，直到我数学第一次考到了一百分，老师的态度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贝伦一直是一个很努力的同学。”我记得她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当着全班的面这样说，我突然觉得有点失落。
后来我记得学校组织了一些成绩稍微好一些的同学一起去参加了某少年班的选拔，我们走进一栋楼的一个教室，后来我知道了那具体是在哪里，虽然当时并不清楚。老师问我们，觉得你们中间谁成绩最好，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是我，不过这对结果没有什么影响。只有被班主任推荐的人才会参加后续的考试，她推荐了她比较喜欢的学生。
我对这件事大概没什么怨言了，我后来去了一个氛围更轻松的初中，在那里我试着逐渐放松下来，可能有些过于松散了。在那里我学会了迟到、抄作业、上课偷吃零食，三天两头因为自习课讲话被罚抄写。我发现我的记忆力竟然那么好，罚我背一篇英语报纸上的文章我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完成，只是这样的惩罚根本毫无威慑力。
每次自习课的时候，全班都会非常吵闹，几乎每个人都在说话，有一个看起来很正义的方脸同学就会冲到讲台上，挥舞三十度六十度的三角尺，拍着讲台的桌子向我们怒吼。无人在意他的愤怒，只是在互相聊天之间加上一些对他的嘲笑，有时候变得更吵了。
因为我和他的学号挨在一起，所以电脑课我坐在他边上。而我常年神游很少听老师讲课，于是在合格测试之前我不得不经常问他这个东西怎么做。顺便我也问了问他对纪律的看法，他说他只是看不惯那些人。我对这件事没有什么想要评价的。
我们大概直到中考前才真正安静下来，直到直升高中部的人都走了，全班只剩下了二十个人。大部分成绩稍微好一些的人都选择了直升，而一些成绩非常好的与某些高中已经有协议的人也留了下来。我听说一些传言，某一份协议以非常戏剧化地方式从一个人流向另一个人，而最终接受的的人在高二高三又和我在同一个班。在那五年前我就在电梯里第一次见到她并留下了洞悉的一瞥，不过我想她从未喜欢过我。
我不是很好描述这种神秘的体验，从那个角度、那个视角，即使我从未见过她，我便已经确信，她将在我之后的叙事中占据一个位置。每一次体验这样的感受，我都要用很多年去填充它，我都将见证它走向结局。
自从我站在窗台边看着橙红色的太阳从锡山的塔上落下，被扶手边的栏杆切割成一道一道，突然发现这样的日子是不可持续的。我被那落日推着，所有事物都开始飞速远离我，而我回头时，还是能看到当时的餐桌。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在一条街上，甚至在小学被拆掉之前，我站在初中楼上还能看到那棵一百多年的老树，曾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扫它的落叶。它们比我的手大两倍，稍微用力就会发出清脆的撕裂声，变成碎片。
于是我趴在高一宿舍的床上对班主任说，我不想干宿舍里的活，他便给我安排了扫落叶的清卫。那是他唯一一次来女生宿舍查寝，其他时候都会拜托给隔壁的女班主任。清扫的区域是高二教学楼的侧面，里面有几棵香樟树。它们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清理，只在春天特定的几个星期落下大量的叶子。常常是早操清扫过之后，大课间的时候班主任又来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扫，于是嘻嘻哈哈地拿着扫帚继续去扫了。
不清扫的时候我们就去做早操，我起的晚，只能站在队伍的末尾，还有另外两位同学，每次都固定是我们。一开始班主任还会催，后来也习以为常了，如果某天来的特别晚，他还会问我早饭吃了什么。班主任对于我们迟到好像已经习惯了，最后简直接近于温馨了。
那是我上学以来最开心的一年。班主任没有特别偏袒过我，骂过我好几次，把我调到单人座位，但我还是很喜欢他。可惜上了高二以后我没有留在他的班上。偶尔我会稍微觉得有点抱歉，也许我太随意，也许他是失望的。
从小到大，我的成绩说不上好，也没有什么容易被记住的地方，我尽量降低存在感，以免引起什么麻烦。我发现河边的步道平时很少有人去，于是我每天都会去散步。我从竹林走进去，沿着河边走一段，最后走过一座桥。桥边是山羊住的地方，但它们大部分时候都不在。河上偶尔会有捞蓝藻的人撑着船经过。
我很早就养成了散步的习惯，不过从高中开始才固定下来。我记得小时候从家里走到运河边。运河上向下游开的船往往是装满的，回来的船则大多是空的。有的时候很多船连在一起，我最多数到过三十多。水手们在船上吃饭、站在甲板上向河里小便，晾着的五颜六色的衣服被风吹起来，我一看就是一下午。